经唐河十八渡，父亲赶到齐家左。

    夕阳顺着鳞状的云排悄悄滑落。村落神情冷冷，人迹缈缈。炮声从遥远的东方隐隐传来。这种大战前的沉寂使人激动、热血沸涌，又常常伴有一丝丝孤独忧伤袭上心头。

    父亲住了马，擦把汗，目光匆匆扫过街面和屋顶。

    不见人，不见牲畜。只有村西南浮升着一缕青烟。

    父亲向西南方向赶去，身后只跟了一名警卫员陈发海。其余三名留在家里搞坚壁清野。

    他想立刻见到专员张林池，宣布地委决议。边区通知：这次反扫荡将是空前残酷激烈，所存干部群众都要彻底疏散。于是，张林池便遇到一个难题：关押在政府的37名罪犯怎么办？

    这37名罪犯，有惯匪惯偷，还有杀人重囚。派部队看押这批罪犯同日本鬼子打游击是不可想象的。多数人主张立即枪毙。专员张林池不同意。这位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干部，在那个时代便格外尊重法治。他说罪犯绝大多数罪不致死，个别两名该杀的重囚也还没有结案，不能执行。当他庄严地讲述法律至高无上的意义时，不少工农干部以为是海外奇谈，骂他书呆子。张林池却进一步做出惊人决定：立即释放所有罪犯！

    干部们轰然大哗；这些罪犯不打仗时尚且破坏边区的建设与治安，何况是在战乱中？说好了会四处逃散，说不好了，还可能投降日本人为虎作伥哩！

    事情闹到地委，地委研究决定；照张林池的意见办。

    我的父亲已经嗅到烟气，那一围院墙便横在面前，七八棵指头粗细的小杨树成排高出墙头。院里有奇怪的叫嚷声，声音很大却又含糊不清。父亲绕向南边院门。

    这是河北农村常见的那种带门楼的院门。大门紧闭，门前无人。父亲下马从门缝窥望，见到人影晃动，是穿了八路军的黄军衣，便推门走进去。

    他立刻怔怔地立住了：迎面一条大汉脚步踉跄，双手舞着驳壳枪。

    父亲定定神，看清了。这汉子结实精壮，浑身透出英武之气，却又歪戴了军帽、大敞开衣襟，上身军衣不整，下身偏又穿了老百姓那种宽大的抿档裤；没绑裹腿，只将裤角在脚腕处系住。他腰里围着一条青缎子腰带，足有七寸宽，像练武的人那样深深煞进腰里去，格外显出他铁扇似的胸脯、三角形的背脊和宽直潇洒的肩膀。

    他脚步踉跄却透出劲力，像打醉拳；手舞足蹈，身休旋转，面孔时时朝西南墙角定向。于是，父亲看到挤挨在西南一隅那群人：蓬头垢面，绳捆索绑，或坐或倒，紧紧缩成一团。他们睁大恐惧的眼睛望住汉子挥舞的驳壳枪，有人索性闭上眼睛等候命运的安排。于是，父亲终于听清汉子的嚷叫：

    “兔崽子，龟孙子，一个一个来，哈哈哈，莫慌，都不要慌，枪眼没有我指头粗，痛快得很，不疼，谁也不会觉疼……”

    七八个持枪的汉子，或穿军装，或穿便衣，散立院子四周望着汉子笑，望着囚徒们笑，偶尔助兴，恐吓地叫喊一嗓子。房顶上三名抱枪的汉子蹲着吸烟，兴致勃勃望着下边，屋檐下那位房东大娘颤动着白发苍苍的头，嘟浓着什么，由于害怕而没完没了地用围裙擦手。

    “老于说不疼就不疼，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……”汉子叫一声，枪口便点向一名囚犯的头，那囚犯便战栗着缩一缩。汉子开心大笑，乱舞的手臂忽然间换成一种迅捷刚劲的出枪动作，一声吼，双枪炒豆子一般叫起来。靠墙那一排指头粗细的小杨树应声挨个折断，从父亲站立的位置望过去，那一排断树高矮一致，竞如刀裁一般齐！

    父亲目瞪口呆，他的警卫员也目瞪口呆！

    院子里大乱。囚徒们嚎叫着滚成团儿，更槽的是那位房东老大娘，“妈呀”一声瘫倒在墙根下。

    汉子兀自向天举了双枪发出一串串粗野的开心大笑。但笑声很快又被喝斥声截断。

    “住手”父亲大步走过去，“把枪放下！”

    汉子一怔，住了笑，目光缓缓落在父亲脸上。父亲距汉子一米远，抽响鼻子立住脚。那汉子酒气逼人。父亲比汉子高一头，汉子比父亲宽半肩。

    “把枪放下！”父亲的声音低沉威严。

    汉子仰脸打量父亲，额骨向上一耸，右眼挤细了。冷冷一声，“凭你个子高？”

    父亲身高一米九七，那个年代确实少见。

    “他是地委副书记，”警卫员手按盒子枪厉声说，“兼任你们军分区副政委！”

    汉子被酒精烧红的眼睛浮起一丝惶惑不安，转瞬又消失。舌头掠过干唇，点点头，沙着嗓子噢一声：“秀才。”

    父亲被激怒，喝令道：“把他的枪下了！”

    警卫员陈发海训练有素，应声用枪比住那条汉子。汉子瞟一眼枪口，脸上闪过一丝冷笑，右手枪交在左手，将双枪递给警卫员。父亲明明看到陈发海已经拿过来那两支枪，可是眼前一乱，警卫员便失声惊叫着摔出去几米远，再看清时，三支枪变戏法一样全落在汉子手中。

    院子里沉静几秒钟。警卫员从地上爬起，有些不知所措，终于还是走到父亲身边，并且勇敢地向前跨了一步。

    “老实点，我喝了酒，小心枪走火。”汉子将两支枪插入腰带，手里剩一支对着警卫员胸口画圈。

    警卫员犹豫，不再迈步，放开喉咙骂，“你要想想后果，你这个混蛋！……”

    汉子出手如闪电。啪！一记耳光结结实实打在警卫员脸上。

    “对，我是混蛋。”他冷笑着说，并且晃动手枪威胁：“别动，别动，小心枪走火。”

    “你这个混蛋I……”警卫员脸孔热辣辣地再骂一声。

    “我是混蛋。”汉子身形轻晃，警卫员便又挨一记耳光。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。因为那个压低的声音一直在嘟哝：“别动，别动，小心枪走火……”

    面对这样一条汉子，父亲不得不放缓声音。“你是哪个部队的？”

    “八路。”

    “是独立营的吗？”

    “八路。”

    “我命令你报出单位！”

    “八路。”

    父亲胸脯开始起伏，汉子偏耷拉下眼皮不露声色。父亲敛神再问。“你叫什么？担任什么职务？”

    “想当的话么，排长、连长、营长，不想当的话么，就是酒神喽。我叫常发。”

    父亲一怔，心里暗暗叫苦。遇上这个家伙可麻烦，何况他又喝多了酒……

    “常排长，我现在以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副政委……”

    “那是挂名，你是地方官。”

    “你在误大事！”父亲正颜正色，从起伏的胸膛里发出沉沉闷声：“铁的军队有铁的纪律，酒醒了你不要再后悔！”

    父亲讲完，回身便走，去寻找专员传达组织决定。可是，背后传来沙哑的声音。

    “等等。”常发这汉子眨眨红眼睛，“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”

    “叫你后悔都来不及！”父亲吼一声。

    “不许动！”常发沉下脸，呲出一颗虎牙，压着嗓子低吼：“大秀才，你叫我后悔，我只好关起你。”

    “你敢！”

    “自己进屋去。”他始终是压着嗓门低吼，已经目露凶光，“让我动手你就该丢面子了。”

    过来一个战士小声劝父亲：“副政委，这家伙喝醉酒什么事都能干出来。我们几个人没把握对付他，你先进屋歇口气，我去找肖营长和张专员。”

父亲狠狠瞪一眼汉子亦邪亦正、又流氓又武勇的面孔，不得不朝屋门走去。

 当父亲的怀表指向夜里12点时，院中燃起四五支火把。从撕破窗纸的窗户望出去。火光摇曳，映出政府专员张林池微胖的身影和他面前石雕群一样肃立的罪犯们。

    起风了，张林池的声音慷慨中又有几分悲凉，话讲得朴素实在，却令人心摇神颤，热泪硬咽。

    “你们是中国的罪犯，该由中国人治罪。可是日木人打来了，大扫荡，成千上万地杀中国人，你们大概都有亲人熟人是这样被杀的。这样的形势下，我暂时无法关押你们治罪，怎么办？”张林池目光从罪犯仁面孔上一掠而过。罪犯们在风中不曾起一点骚动，而那隆隆的枪炮声却分明越响越近。“杀了你们？你们罪不致死。日本人杀中国人，我不能再杀你们。我现在代表政府宣布，放了你们，暂时释放你们。”

    石雕群一般的罪犯活了，起了骚动。骚动巾，前排最右边扑通跪下一个人，其余罪犯便如被人拉扯一把似的，扑扑通通全跪倒了。

    那短暂的沉寂中，响起轻微吸泣声。传入人耳，却如轰雷一样惊心动魄。

张林池胸脯起伏，声音转高亢：“你们走吧，各自逃命。能为反扫荡做些事更好。但是，反扫荡结束后，以一月为限，你们必须到这个院子里来报到，继续服刑。我强调两句：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！我见不到，你投降不投降日本人，都要以汉奸论处！你就别想入祖坟，这片土地永远没有你葬身之处！”

 

40年后，在北京复外大街那栋中央部长级干部居住的公寓里，张林池交给我一木地方志和一本文史资料：“你看吧，那次反扫荡结束后，不到一个月，我就见到了25个活人，12具死尸。这些罪犯没有一个当汉奸，被判死刑的罪犯也没当汉奸……”

 

    罪犯都走了，父亲仍然被常发这个无赖汉纠缠着。

    “你说吧，你只要说不枪毙我，我就放了你。”常发坐在门坎上，身依门框，翘了二郎腿，堵住门口。刚才父亲就隔着他向张林池传达地委决定。因为专员也无法搬开这个无赖汉，专员也是地方官。

    “你就堵在那儿吧，”父亲咬牙切齿，“你堵的工夫越大，越该毙I”

    “罪犯你们都放了。”

    “你早已罪上加罪，比罪犯更罪犯！”

    “我可以给你跪下磕头。”

    “等会儿你给肖营长跪下磕头吧。”

    “肖营长到前线去了，来不了。”

    “你只要敢堵下去，会有毙你的人来。”

    “不等毙我的人来，日本人就来了。”

    父亲不再言声，这种可能性存在。他用疑惑仇恨的目光狠盯堵门汉。汉子耷拉着眼皮摆弄枪，机头张开，随时可以射击，他也许要叛变？他的行为已经无异于叛变……

    一定要除掉这个土匪流氓！父亲暗下决心。这种坏坯子留下来迟早要误大事。

    父亲早听说过酒神常发，军分区领导们聊天常常谈及这位“骑马挎枪走天下，马背上有酒有女人”的土匪。

    “他不能算是土匪。”黄永胜曾经替他讲话，“他其实属于旧小说里描写的那种武林中人物。”

    “是采花贼！”李曼远下了准确定义。那时他任三分区司令员。黄永胜是副司令，心里常常不服气。

    据说常发这家伙苦出身，13岁杀人出逃，不知在哪里向什么人学成一身武艺。18岁闯世界，多数走口外。他也贩烟土，也干劫富济贫的买卖，也干“采花”的勾当。据说他刺了一身锦绣，很能勾女人的心。到手的女人最后都心甘情愿在马背上随他走天下。据说他腰上的青带一丈长，里层绣满红花。一个女人绣一朵，他自己也搞不清上边有多少朵。据说他一天喝不完一碗水，却能一口气喝下一坛洒。后一个“据说”，军分区、地委、专署的领导干部都相信。

    那是前任地委书记刘杰同妇救会主任李宝光结婚，政委王平做主婚人，我的父亲当司仪，几十个领导干部凑热闹，婚礼上却只有一碗枣子酒。公务员玉珊惊魂未定地报告说：路上遇见一个当兵的，缠住我打赌。他说他能喝光一坛子酒，洒一滴叫我爹，喝不光，叫我祖爷爷，还说要跪着磕头叫。我说，不许放酒坛；他说，酒坛不许离嘴。我想，一坛酒有15斤，酒坛不离嘴，举工夫大了他准吃不住劲要洒，他的腰比狼腰还细，一斤酒灌下去就得从嗓子眼里溢出来。我肯定是当了爹又当祖爷爷。我说行，就把坛子给了他。他好馋，话不再说，举起坛子就喝。我的天！从酒坛子一沾嘴，他的嗓子就没停。就那么咕咚咕咚没个完，嘴边上一滴酒都不往出漏。开始我想看洋相，后来我就看傻了。等我不傻了再去夺，我就只夺回这一碗酒……

    婚礼上的干部们都听得目瞪口呆。

    “30斤狼吃40斤肉[i]，你这个笨蛋，还说他是狼腰，还敢给他酒！”黄永胜拍响桌子站起身；“走，打狼去！”

    10分钟后，黄永胜打狼回来，粗门大嗓说一句：“我猜着就是他，狗日的常发！”

    父亲始终不清楚常发参加革命前后的全部经历。只听说七七事变后，刘秀峰在保定完县走村串户宣传抗日。郭村、下首、五里岗、庄里，凡大些的村子都成立了抗日救国军，这些队伍里没几个正经庄稼人，多是当过警察、土匪和国民党兵的所谓见过世面的人。不久，八路来了，这些拉杆子的队伍便叫了九路、十路，直到几十路军。又不久，这几十路军被八路军去粗取精，统统改造消化过来。其中便有常发带领的23路军。

    保定以北，几十万国民党兵挖战壕，却不抵抗。炮声一近全跑了。从紫荆关、易县撤下来杨虎城部队，其中一个军的军部住在五里岗村葛家大院。葛家是地主，两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。一个后来在反扫荡中牺牲；一个南征北战，后来当上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，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叫葛振岳。

    葛振岳问住在家中的那位杨虎城部队的副军长段象武。“你们和日本人打过了？”段象武说实话：“没法打。他们炮火太厉害，没见面部队就被打散了……”

    话音未落，有人从屋里剔着牙缝走出来。呸！在副军长面前啤一口有牙棍有肉丝的粘痰，不不慌不忙奔了马厩。段副

军长本待发作，嘴张了张又闭上，半天叹出一口气：“唉，

红军到了紫荆关，小葛啊，我劝你去投奔他们。”段副军长

见阵痰的汉子牵马走过来，不禁转开脸又长叹。“我们是无

不慌不忙奔了马厩。段副军长本待发作，嘴张了张又闭上，半天叹出一口气：“唉，红军到了紫荆关，小葛啊，我劝你去投奔他们。”段副军长见啐痰的汉字牵马走过来，不禁转开脸长叹：“我们是无颜见天下百姓喽!”

    啐痰的汉子立住脚，从马背上抓下一包物件，掷到副军长面前：“给弟兄们留个纪念。”

    一阵金属撞击声，那包物件捧散开。是一把日本战刀，两顶日本钢盔。段象武猛然睁大眼，朝着汉子喊：“你是红军？”

    汉子走出院门，没理睬。葛振岳说：“他不是红军，是走江湖跑口外的，叫常发。”

    就为一把日本战刀，两顶日本钢盔，常发被23路军一百多弟兄请去当司令。就为红军迎着国民党退兵挺进紫荆关，常发率他的人马投入红军，并且知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。

    常发当上八路军的营长，立刻在唐河阻击战中露一脸：亲手毙掉12个日本兵。抗战初始，一个连队击毙5个日本兵就算大功，常发这一功足能升任副团长。可他拍着桌子骂：

  “什么他妈的副团长，还不决找酒来？”酒来了又没肉。这家伙，去日本兵尸体上割来几嘟噜东西，煮牛鞭一样煮来下酒吃。真有点“壮志饥餐胡虏肉”的气概。

    为此，副团长没当上，他被降成连长。

    消灭伪军王弼，常发率尖刀连又立大功。恢复营长职务的命令传下来，不见他人影。团政委一寻寻到窑子里，只见一个赤条条的常发搂了两个赤条条的女人边喝酒边胡闹。政委把常发捆回来，要枪毙。黄永胜说：“用人之际，再说睡的也不是良家妇女，撤销他的营长职务就行了。”

    然而，常发恶习难改，终于把房东家一个大闺女收拾了。他被关在柴屋里，等待军法处死。就那么巧，日本人打突袭，连他连七十名军人连八百名群众统统俘虏，关押在赵庄两个场院中。这些军民人等是战斗一夜后被俘，又在太阳下晒一天，天黑后叫渴讨水的吼声、嚎声、哭声不断。终于，日本人将洗过澡的两桶水送来，一个场院送一桶。西边场院的俘虏互相关心着，每人几口喝完桶里的洗澡水。东边场院不然，常发凶猛得像头豹子，打翻一个又一个试图抢水喝的人，自己也免不了头破血流。他坐在水桶上威胁着低吼：再有一个抢水的，我就把这桶水全泼掉！俘虏们不敢再往上扑，叫着骂着劝着。常发不理睬，将衣服脱下来浸水，湿淋淋捞出，捂在墙角。工夫不大，衣服再浸水，并且用手挖掉一层洇湿的墙坯。俘虏们突然明白了意义，白动形成一带人墙，掩护常发这项急中生智的工程。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刻，常发终于借一桶水之力，挖穿院墙，使五百多军民逃出虎口。其中还包括被他蹂躏过的那个大闺女。这段故事已经历史性地记入保定地区文史资料：“东场院五百军民借一桶饮水挖穿院墙冲上后山，逃离虎口。西场院三百多军民被日本鬼子集体枪杀，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赵庄惨案……”

    常发这个罪犯兼功臣被带到黄永胜面前。黄永胜足足盯他一分钟，他没软。黄永胜问：“有功了？”他说：“至少能扯平。”“你混蛋！”黄永胜骂，“你耍流氓就没想想后果？”常发说：“想了。”黄永胜说。“想了还干？”常发说：“我想，女人都是头一天骂我，第三天就离不开我了。谁知这次……”黄永胜给了常发一鞭子：“流氓成性，你扯不平。你是死是活还说不定！”他命令卫兵：“捆起来！”常发被五花大绑，由教导员牵去受害姑娘的家，请受害人判生死。那姑娘背着身，捂着脸，不肯说话。教导员只好问：“毙了他？”姑娘摇头。教导员松口气，又问：“揍断他腿？”姑娘又摇头。教导员脸上浮起一层浅笑，声音放低放柔和：“那就——放了他？”姑娘停片刻，慢慢地慢慢地点一下头。于是，教导员给了常发一耳光：“还不跪下谢罪？”常发扑通跪例，响亮地磕三个头，留下一条活命。连长是当不成了，只好当排长。

可是这个流氓英雄，他竟敢扣押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！

我曾想，不要写常发关押我的父亲了。作品人物应当塑造，应当符合世人熟悉的理论、模式。可是不行。那岁月，那天工神斧凿刻出的事件、人物容不得笔墨涂染，自然总是美过理念。

    于是，读者便不能用过去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改造旧军人、改造土匪的模子来要求生活中的常发去照着走。

于是，常发还是走着自己的路。

 

    常发早已酒醒，不然不会与我的父亲讨价还价并且步步退让：

    “副政委，”他已经改了称呼，“我就是不想死，我能杀日本人，我活着还有用。”

    父亲不再理睬，卷一支纸烟吸。院外传来人声马声，不像过鬼子，也不像过群众。

    “副政委，你只要答应反扫荡结束后再治我罪，我就……”常发没讲完，朝院门扭过头，立刻被蝎子蜇了屁股一般跳起来，挺身立正，迅即又聋拉下头。

    军分区司令员在警卫员的簇拥下闯入院中，一进院便瞪圆双眼。

    “他妈个x的，反天了！”黄永胜吼一嗓，常发这条精壮汉子立刻颤了身，看见飞来的鞭子不敢稍有躲闪。

    “土匪，流氓，王八蛋，我叫你绑票！”黄永胜吼四声，抽四鞭。其中一鞭在常发本来紫红的脖颈上印了更加紫红的一条印。“把他捆了！”

    常发立刻被五花大绑。

    黄永胜大步进屋：“大个子，没事吧？”

    “毙掉！”父亲咬牙切齿，“这个人不除，迟早要误大事。”父亲冲动起来容易“左”。

    “不讲主义讲义气。”黄永胜看一眼我的父亲，“乱世用人乱着来。你叫他死，出去就别吱声。你叫他活，出去就吆喝一嗓子，以后他准是跟定你上刀山下火海的铁杆警卫员。”

    父亲疑惑地望着黄永胜：“这不合原则吧？”

    黄永胜苦笑：“你呀，就是太老实，书呆子！”说罢，转身出门，立刻换一副八面威风的凶相：“把这王八蛋拖过来！”

    常发被拖到黄永胜面前，一副任人宰割的可怜相。

    “你这个士匪流氓，你长了几颖脑袋，就敢扣押我的副政委？来人！”黄永胜吼一声，本是要命令拖出去毙掉，却有一匹奔马在院门口嘶鸣着人立而起，随即从马背上跳下一名军人，跑入院中，敬礼：“黄司令，边区有急件给权副政委。”

    “在屋里呢。”黄永胜手一挥，略作停顿，不马上下令毙人，又多问一句：“说，你为什么扣押我的副政委？”

    “他要夺我的枪，要毙我……”

    这时，边区来的军人已进屋，交给父亲一封信：

    权大个：这个人疏散给你，你在他在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刘澜涛

    父亲抬眼看来人，来人解开肥大的军衣，腰上赫然绑有一圈手榴弹，绳子扎了死结。手榴弹下，一圈文件紧贴皮肉。

    “明白了，不要离开我一步。”父亲吩咐一声便急朝门外赶。他听到常发正在喃喃。

    “我想日木人来了，我只要杀几个鬼子，保着副政委突出去，他就不会毙我了……”

    黄永胜见父亲出门，立刻挥手截断常发的喃喃，厉喝道：“放屁！你比汉奸还可恶。来人！把他拖出去毙了！”

    一身野性的常发，忽然怯懦地大嚎大叫：“饶命，饶命啊！我能杀日本人，叫我跟日本人打一仗，叫日木人杀我！……”

    “毙了！”黄永胜毫不容情挥挥手。

    常发被拖到院门口，兀自挣扎着，四五个人架不住。他涕泪俱下池哭嚎：‘冤枉，冤枉！天哪，我可不是汉奸哪，妈了个x的，我不是汉奸！……”

    “等等！”父亲招手，他在那一刻拿定主意，紧接着又喊：“等一下！”

    常发一怔，停上呼嚎。睁大一双泪眼望父亲，好像落难人望着救命菩萨。嘴巴开咧着，二条粘粘的涎水直拖到胸前一也全然不觉。父亲再招招手，常发被拖回来。他喘息着，全身起伏，眼睛一瞬不敢瞬地望紧父亲的脸。

    父亲板着面孔打量常发，故作思索状，对黄永胜说：“我看再饶他一次吧？”

    “屡教屡犯，没救。”黄永胜气愤咬牙，“狗改不了吃屎，毙掉拉倒I”

    “再给一次机会，最后一次。”父亲求情。

    黄永胜略作思考状，转向常发：“上次我问过你，要酒还是要营长，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
    “那，那是司令逗我，开玩笑……”

    “我问你怎么回答的！”

    “要、要酒。”

    “我问你要女人还是要营长，你说什么？”

    “我、我说不要营长。”

    “好狗日的。我现在再问你一句：你是要酒要女人，你还是要命？”

    “要命。”

    “这次不是开玩笑！”

    “要命。”

    “你再敢沾酒沾女人我就要你的命！干不干？”

    “我、我还没娶媳妇……”

    黄永胜差点笑出来。我的父亲忙转身，咳痰做掩饰。那些警卫人员都忍俊不住地“噗哧”出来。

    可是，黄永胜蓦地沉下脸：“拖出去！”

    “我干！我干！我，我……”常发挣扎叫嚷，那些拖他的手一松，他也像没了筋一样稀松下来，哼卿着：“我不娶了……”

    “媳妇还要娶，只能在抗战胜利以后。”黄永胜转向我的父亲。“这个人留部队是不行了。你既然保他，那就把他交给你怎么样？”

    父亲手握胡须沉吟。他是真犹豫。

    常发摆脱紧张恐俱，便扭动颈项，将嘴上挂的粘液抹在肩头上，朝父亲眨眼望。忽然说：“副政委，我关你，你还救我命。你叫我跟了你吧，我会报答你的。”

    他声音不高，沙哑中别有一种朴实感人味道。父亲眼圈一热，甚至感到莫名的渐愧，便从战士身上取过一把刺刀，挑开捆绑常发的绳索：“你愿意就跟着我吧。”

    担任过市委书记、省委书记，全国妇联书记的李宝光说：现在年轻人讲排场。我和你刘伯伯结婚铺的是稻草。跳蚤多啊，我们比赛谁能一下子用十根指头按住十个跳蚤。结婚第三天，开始反扫荡。那次真残酷，县区领导干部牺牲过半。我们仍然乐观。没有纸，我用树叶做绢书，给你刘伯伯寄语：“愿君健壮如肥猪，待反扫荡胜利，细嚼盘中肉。”这片树叶你刘伯伯直保存到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叫造反派给抄没了……

    张林池的妻子陈舜玉，当年晋察冀边区的第一位女县长，慢声慢气对我说：现在的年轻人太娇气。那次反扫荡，我肚子痛得从马背上滚下来，爬进一间草屋，跪蹲着用手扯出我的早产儿。警卫员喊：“他还抽动呢，也许能活。”我一手捂脸，一手朝外挥：“什么形势，……埋了吧！”我得为几十万百姓负责。喝一碗热水抱小米，又爬上马背出发了……

我的父亲说：鬼子那次扫荡，先是单刀直入奔袭分区司令部，接着实行铁壁合围……

二万多日本兵加上四五万伪军，将分区司令部追到神仙山，追入一道山谷。队伍进谷十几里，发现是绝路。那沟掌子里有个废弃的煤矿，叫炭灰铺，矿上早已无人。三面危岩绝壁，一面被日伪军封死。司令部只有两个连兵力，带了地委、专署和白求恩学校的师生，还用担架抬着重病在身、从晋察冀军区疏散下米的军区副司令员肖克将军。

    惶惧的情绪在流动。常发这汉子异常，在马背上摇晃着身子，竟似怀上一种暗暗的喜悦，手抚驳壳枪，两眼左瞟右瞟，忽然朝带兵的任连长嚎一嗓：“喂，伙计！”

    “你嚎什么？鸡巴又痒了！”任连长烦躁，骂得粗野。

    “现在敢痒痒才是好汉。”常发扬着脑袋，果真将手伸入裤档，抓挠着，摸出一个什么小动物，放嘴里卜地咬个响，扯开嗓门喊：“你痒不起来，我替你带兵！”

    任连长被噎住，咬牙嘟哝“这个狗娘操的杂种！”

    警卫员陈发海朝常发的马屁股狠狠碎一口。常发跟了我的父亲后，陈发海始终不曾理他，走对面就像走过旷野，就当不存在这个人。

    “难得你肯啐我一口马屁股。”常发长了后眼一般，回过头嬉皮笑脸。那马尾扫蝇虻似地扫过屁股上的痰迹。

    陈发海一如未见未闻，自顾跟三名老警卫员说话：“真他娘背兴，这几天老有西北风吹着臊臭味，受不了。”

    常发不再笑，阴沉了两眼望陈发海。陈发海不看他，又朝地上狠狠啐一口。常发铁扇般的胸脯便开始搧动，宽直的肩膀也开始起伏，忽然将牙齿磨出一串咯咯声，脚跟便踢在马肋下。那马身一纵，箭一般射出。马蹄荡起的烟尘后边，有人在骂：“这狗杂种今天是真发情了！”

    黄永胜在前边勒住马，望望催马狂奔的常发，回头喊。

   “他干什么去了？大个子！”

    也不知什么心情什么意识作怪，父亲应了一声，“看看地形！”

    “老子还没看，他算个鸡巴！”黄永胜骂着，将鞭子朝矿区的破房一指：“先升火吃饭！”

    山后传来嗡嗡声，转瞬间，两架日本飞机来到头上，贴着山脊隆隆盘旋，气浪将山上的大树冲得东摇西晃，喝醉酒的一般。散开的队伍不再升火，骚动着，从隐蔽之处朝天上望。

    政委王平望望飞机，又环视突兀颠连的群峰，好像忘记有七万敌兵压过来，忽然轻松地笑响一串：“哈哈，山高出猛虎。咱们八路军，有一座山就等于有一个团的兵力。上了神仙山，咱们就是天兵天将，我怕吓坏日本兵呢。”

    情绪可以传染，惶惧停止流动。将领的轻松换来士兵的镇定。

    警卫员弄来干粮，父亲吃几口，疲睏得靠了半截断壁打盹。正朦胧的惬意，忽然被人抓了肩膀摇撼醒。睁开网满红丝的眼睛，看清是政委。

    “大个子，赶紧来一下，开党委会。”性格开朗的王平显出少有的严肃，“黄永胜坚持要睡觉呢！”

    “大家都睏。”父亲迷糊说。

    “你还没醒？”王平难得瞪眼难得吼，父亲晃晃脑袋真醒了，听王平介绍情况。

    常发这汉子应了父亲说过的，果真是看地形。他常年跑口外，随便什么山，什么岭，望一眼就知道哪里能走通。他毫不费力就在沟掌子里寻到一条没人走过的过山“路”。没有惊动打盹的父亲，径直去向司令员报功。

    黄永胜只须朝常发那张溢满得意之色的面孔瞧一眼，心里便有了数。但他不露声色，他说过“老子还没看，他算个鸡巴”。

    黄永胜板着面孔举起望远镜，镜头在远山上移动，那里响过枪。他找到意料中的三个鬼子兵，无疑是尖兵。一旦看清鬼子兵也用望远镜朝自己这边望，心里更有了底。放下望远镜，瞄一眼遮去落日的西山，拖慢声音下令：“通知部队，吃过饭就地休息睡觉。明天拂晓行动。”

    “这不行吧？”王平摇头。

    黄永胜的神色，等的就是王平摇头。他不忙说自己下决心的根据，故意斜着眼光瞄政委：“怎么不行？”

    “那些尖兵是阜平方向来的敌人。就算他们发现我们进入绝地，也可能不等天明就进攻。”

    黄永胜脸红上来。他不傻，政委更聪明。该看到想到的都看到想到了，只是判断和决心有不同。

    于是，黄永胜的蛮劲上来了：“什么进攻？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半夜来撩拨老子！”

    “不是撩拨，是合围。”王平声调平缓，他常说有理不在声高。抓了一根树技在地上画图：“阜平来的敌人单刀直入，追在屁股后面。涞源和唐县的敌人也已出动。敌机已经发现我们在神仙山，涞源和唐县的敌人势必连夜赶到合围。”

    “他围个鸡巴，老子翻山走！”

    王平望一眼常发：“是有一条翻山路，一步一壁像竖梯子，紧接着都是胳膊肘弯。”

    常发惊异地眨眨眼：“政委怎么知道？”

    “其实几处最险地段你还没全走过，你只是看看能过去。那几处地段叫‘阎王鼻子’、‘木溜珠’和‘大姑娘肚子’……

    常发目瞪口呆。他哪里知道，王平来此开辟根据地时，曾只带一名警卫一名马佚，走遍这里的山山水水。

    “翻过神仙山可以到唐县的黑角村。如果我们行动迟缓，这个缺口被堵，形成合围之势，我们就危险了。”

    “听蝼蝼蛄叫我还不种地了呢，你怕死你先走！”黄永胜又吼起来，“我不怕！”

    “我怕什么？从井岗山打到延安打到晋察冀，我怕什么？”王平血性上来，声音提高了：“我怕肖克副司令出意外，聂老总对我有交特，我要负责！”

    “你负责去吧，老子睡觉l”黄永胜吼罢，饭也不吃就躺倒在那半张残炕上。

    个别谈话无效，王平只好决定开党委会。他对张林池、荀昌五和我的父亲说：“我跟永胜谈不下去了，就剩下吵架了。大敌当前，你们三个委员先去找他，用你们的话讲出我的意见。”

    我的父亲敲响黄永胜睡觉的破屋门，屋里雷也似的一阵吼：“混蛋！滚！”

    父亲硬起头皮推门。门没有插，只挡几块砖。父亲小心翼翼将门推得半开半不开，叫一声；“黄司令……”他忽感不对头，有黑影掠过，忙吞下半截话缩头闪避。

    啪！马鞭抽门上，框子上的土簌簌落了父亲一身。

    “妈了个x的，老子揍你个……”黄永胜猛地扯开门，鞭子在空中绕个圈，没有再落下。改口道：“大个子，我不是抽你，我抽那个……”他朝父亲身后望，父亲个子高大，他什么也没望见。

    三名党委委员各自谈看法，看法自然都与王平一致。

    “合围？嗯、合围！”黄永胜动心了，皱起眉头问：“政委呢？”

    通讯员很快将政委请来。黄永胜仍然要找回而子，“我想好，我们就趁天黑朝阜平方向跟敌人对插过去。”

    “大队人马对插会暴露目标。”王平严肃地说，“我们现在开党委会来决定行动方案。”

    “开个蛋！”黄永胜又抓起马鞭子。

    “我是党委书记，再宣布一遍：现在升党委会！”

    “部队听你的还是听我的？老子是司令！”

    “部队听你司令的，你司令要听党的。”王平的声音显出格外的低沉，也格外的有力。

    黄永胜胸脯起伏一阵，发泄着将马鞭奋力摔向墙角，重新躺回炕上不再做声。就那么躺着参加了党委会。

    党委会适当照顾黄永胜的面子，决定部队就地休息两小时，天黑后开始突困。

    群山环绕的沟掌子里，天说黑就黑。部队悄无声息地集结完毕。黄永胜下令前，仍然不忘挖苦一句他的政委：“党领导完了？”

    “这是什么时候？你不要闹个人意气。”王平两只眼睛在黑暗中闪烁。黄永胜略显不自在，摇摇肩膀，朝部队走去。顺便一脚踢在队伍旁边摆放的油桶上，那是王平带人从煤矿上找来的。

    黄永胜调动部队确有一套，下令简捷明确。他命令一个连队随司令部行动，人手一支火把，上山时将火把燃亮，尽量造声势吸引敌人。命令另一个连队由42团政委熊光焰率领，保护军区副司令员肖克，乘乱与敌人迎头对插，朝阜平方向突出去。

    王平向熊政委低声交待：“你不能丢了肖克。你可以牺牲，不能丢了他。这也是聂司令的交待！”

    黄永胜在另一边指着担架上的副司令员向连长下令：“你跟住担架，不许离开一步：敌人不发现则己，万一发现了，你要先打死他！”

    “啊：”连长吃惊。

    “先打死。”黄水胜低声说，口气不容置疑，“别人可以被俘，他不能被俘虏！”

    连长走后，父亲小声问：“为什么要先打死首长呢？天这么黑，就是发现了也可能突出去。”

    “你懂什么？”黄永胜仰面望天，沉重地说：“他知道得太多了……”

    都队开始分头运动。常发风头十足地骑马紧跟黄永胜，走在最前边。

    黄永胜忽然回头，喃喃着：“这么多马不能便宜给日本人。”

    常发在马上朝黄永胜探过身去。“司令员放心，我的马丢出去三千里，也能自己找回来。我的马不丢，大家的马就都不会丢。”

    黄永胜将信将疑。常发双腿一夹，那马立刻窜向前去，样子似要朝一块两三来高的岩壁撞。就在撞壁的刹那，常发手臂一兜，那马竟无声地人立而起，前腿弯曲如人臂，在下落之际，突然向前一搭，前蹄便撑紧岩壁上。几乎同时间，常发迅如狸猫，身形晃动，只一闪，便顺了马背跃登上去，稳稳立于岩壁上。

    “好狗日的身手I”黄永胜失声喝彩，朝我的父亲扬扬下巴，“啊，大个子，没错吧？乱世用人乱着来！”

    常发已经将他的青缎子腰带甩下来：“上吧！快！”

    机关干部在前，连队战士在后，仗了常发那条丈把长的裤腰带，都上了山。当连队战士齐将火把燃亮，呐喊起来登山时，通向沟掌的山谷立刻枪声大作，并且越响越激烈，越响越近切。

    政委王平立在一块巨石上凝神听过半个钟点，轻松吁气：“没事了，他们己经插过去了。”

    父亲明自王平说的是军区首长和保护首长的那一连人，便也随着吁口气。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判断自然不会错。

    天亮时，部队己经翻到那边。那边的地委副书记马天水赶来迎接。他替我的父亲卷了一支“大喇叭”，帮助父亲点燃。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抹沙坡说；“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，去年被我们端掉了。”父亲与马天水一道喜悦时，何曾想到二十多年后这片土地上会卷起一场玫治风暴；更何曾想到，这位战友会因为投靠“四人帮”而在三十多年后精神失常，听见汽车声便在这片土地上狂奔狂逃，一头扎入草窠里。当汽车拉着这位也曾红极一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去医治时，这片土地又唤回他遥远的记忆：“那里本来有鬼子的一个炮楼，后来被我们端掉了……”

唉，这就是历史。

部队在山脚下，在剩有炮楼残壁的一抹沙坡上休怠。神仙山上枪炮大作，敌人果然“合围”了。战士们笑闹着庆幸甩掉了敌人。负责干部们互相感慨：幸亏听了王平的意见！

    一阵秋意凄凉的马嘶，引得全军震惊。扭头望去，黄永胜竟牵了他的战马，迈着逍遥步子走过来。迎着一片惊愕的目光，得意非常。须知，夜黑山陡没有路，那位叫“条儿张”的瘦子通讯员，就是从“大姑娘肚子”上滑落摔死了！

    “老黄啊，”父亲忍不住问，“你真把马都牵过来了？”

    “马就在这儿，还要问？”

    “我是说，你怎么牵过来的？”

    “嘿嘿，连战马都保不住，还算当兵的？”

    这位三分区司令员讲话时，眼睛分明瞟着他的政委。政委判断敌情准确，指挥得当，露了一脸。他当司令的把马牵过了神仙山，也算争口气夺回了面子。

    事后，王平不无远虑地对父亲讲：“永胜能打仗，可是心气太盛，一味争强斗狠。我只担心……”

    话没讲完，意思已到。王政委果然知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王平被抓。专案人员向黄永胜调查王平的倩况，黄永胜说：“这个人早该打倒！”

    然而，王平却是明理的情性中人。他任志愿军政委时，黄永胜到北京高等军事院校学习，就住在王平家中。王平和他的妻子范景新让出一半房子给黄永胜住，视他为一个战壕里出来的老战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王平被关押8年，受尽折磨。恢复自由后，专案人员来向他调查黄永胜的问题。他一句话也没讲。我曾问，“王伯伯，你为啥不揭发他呢？”王平说：“我们是在战争年代共事，‘文化革命’中没有共事。他的性质中央已经定了，我何必再落井下石？”

单独审讯黄永胜时，王平接到旁听的邀请。他没有去。在公安部集体审判时，他去了，只是从走廊的窗口朝低头走过的黄永胜悄悄地、默默地望了一眼。那一眼目光流出的感情是多么复杂啊。唉，毕竟是吃过一口锅里的饭。

 

    常发给父亲送来晚饭，父亲突然想起什么，问。“昨夜过山，我怎么一直没见你？”

    “我要前后照应。”

    “黄司令的马是怎么牵过来的？”

    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 “你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    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 “你前后照应还不知道？”

   “不知道。”

    “算丫算了，”父亲显出不悦，“你去吧。”

    常发闷头退出去，这匹马就成了永久的谜，至今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牵过了山。

    可是，常发像是不痛快，一出门就同陈发海吵起来。

    “他妈的，老子一让再让，你们想怎么着？不是老子用腰带把你们拴过山，你们现在牛气啥？……”

    “常发！”父亲哈一嗓，见吵声不止，便起身出屋。仍所到常发的嚷声：“老子让你们最后一次！”

    父亲出门，不觉吃一惊。因为常发已经拔枪在手。父亲要叫喊，陈发海要扬臂遮头，常发的出枪动作却快捷无比，已然“砰”了一响。

    枪声过后，父亲和几名警卫员的“啊”声才喊出。

    常发将自己左手打穿一个眼，血淋淋抓住陈发海的手：“扯平了。你要是再跟老子计较没完，下一枪就揍你。”

    陈发海抖着身子抖着声音。“你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你、你快放开，我给你，给你包伤！……”

    “简直是流氓作风，简直是土匪作风……”父亲一边嚷着一边跑进屋里寻药寻纱布，“简直是混蛋I”

    夜里，常发同父亲睡了一个屋，照顾他有伤。

    于是，父亲第一次看清，他确实刺了一身锦绣，是条腾云驾雾的青龙。看清他的青缎子腰带上，里层确实绣满红花。

    但父亲什么也没问，什么也没说。

    天快亮时，似有雷声自东南方向滚滚而来。外面有人喊叫，父亲翻身跳下炕，朝门外赶。

    常发在后面边穿衣边说：“马回来了。”

父亲探头门外，果然有几十匹战马踏着晨曦奔腾而来。跑在最前边的，正是常发那匹火炭似的蒙古马。

 

    往下写，我有过犹豫。因为想起了评论家们。

    那次，我从深山寻来一蓬树根，动一刀就成了形体夸张的野鸡。便有评论家转着圈看，摇头说：可借了可惜。再多动四五刀，不就能变成凤凰了么。

    这故事怎么发展？多动几刀，还是稍加砍削？

    可我还是拿定主意要野鸡不要凤凰。

    尽管我一向害怕评论家。

    这一选择可能引来非议：确有过人之处的常发竟甘于屈居父亲手下，这不可信。而且常发这个人物在革命队伍中也没有代表性……

    可我崇尚原始的美。自然常常违背常理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殊物。

于是，我让这个故事随其自然，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继续发展下去。

 大地覆了霜，干燥坚硬。西风刮过黄土高原，卷起柴草翻飞。大树醉汉一般摇晃。树枝上的几片黄叶蓦地脱了身，飘荡一段距离便滚入土沟中。

    父亲在马背上举鞭遥指：“今天就在那个村子里歇脚吧。”这是进入陕北后歇脚的第一个村子。

    我的父亲、母亲奉命去延安党校学习。母亲身染重病，途中住进医院。父亲一人先行，过黄河时，一路护送的瞥卫排便告辞归去。父亲只带了四名警卫员进入陕北根据地。

    那时，父亲已是被称为首长的人物。地方政权派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干部负责接待。这位农村妇女干部干净利落，有几分姿色。显然见过世面，待人接物大方有礼。她称父亲首长，叫四名警卫员同志。

    洗漱之后，父亲休息片刻。四名警卫员帮助那位农村妇女干部扫院挑水，向村政权了解一下周围情况及当地风土人情。天落黑时，晚饭已备好。是一桶小米稀粥，一盆酸泡菜。那小米新鲜，粥熬得烂烂呼呼，泡菜腌得酸里含辣。父亲和他的四名警卫员吃得头上冒汗，红光满面。

    泡菜转眼吃光，汤也喝掉了。常发便起身去揭墙角的腌菜缸，开了盖自己往菜盆里夹菜。刚夹出一筷子，便听门口一声娇喝。“干什么？”

    常发回头，是那位妇女干部，一脸嗔色。

    “捞点泡菜。”常发说，“不够吃。”

    “是你家的吗？”

    常发端着菜盆愣住了。

    “你们有首长、有同志，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是怎么给你们规定的？”

    “可是，”常发舔舔嘴唇，“菜本来是你让吃，还问过够不够吃？”

    “这是我家的菜。不够吃你可以说，我的菜我给你们拿，你怎么能自己动手？”妇女干部认真批评。“你们有首长、有同志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也不懂吗？”

    父亲不得不出面作自我批评。妇女干部这才心满意足点点头，拿过常发手中的菜盆，自己动手夹了满满一盆泡菜。

    “先吃着，不够了再找我。”

    父亲望着妇女千部离去的身影，筷子敲敲菜盆感叹：“到底是侠北，群众觉悟扰是高，和咱们那里不一样。”

    饭罢，妇女千部来收拾碗筷，常发用一种异样的表情，朝妇女干部眨动一只眼：“我们首长夸你了。”

    父亲感觉常发的表情含了挑逗味道，脸一沉，正待给他一个严厉眼色，不料，那妇女干部脸起红，朝父亲飞一眼，手背略掩嘴唇，笑得三分羞涩，三分开心，三分感激，还有一分得意。

    我的父亲便困惑地傻呆了。

    那妇女手脚麻利，忙里忙外。工夫不大，一身清爽回到父亲屋。显然梳洗过，容光比前又增加几分。上得炕便同父亲他们聊天，随便亲热如一家人。

    只有常发不像父亲他们那样热烈，两手抱膝，一个人坐在炕角里闷头不响。可是，他显然不是局外人。每当那妇女咯咯的笑声起来时，他的身体便会同时起来一阵战栗；当他偶尔掀起眼皮，目光在那妇女身上稍触即离，脸孔便如燃起火一般红得放光。他像是期待着什么，越来越忍耐不住，晃动着身子。终于，他停下摇晃，用一种干燥沙哑、勉强装出的倦怠声音提醒：“副政委，该休息了吧？”

    “噢，可不是吗了”父亲掏出怀表望一眼，说，“铺被吧。”

    常发眼里掠过一丝狡黯的笑意，将五个背包摆开炕上，然后先帮父亲解背包铺被。

    那妇女略显惊讶地扫一眼井排摆开的五个背包，目光落在常发身上：“你们睡外厢。村里没说吗？”常发望一眼父亲，不做声。父亲已经客气地摆手：“不用了不用了，睡一个炕就行。”

    “啊，”妇女吃一惊，连连摇头，“睡一炕？不行，不行啊。”

    “我们一路都是这么过来，习惯了。”

    “俺不惯，”妇女脸红透了，红到脖根，声音越说越弱，“俺不惯跟这么多人睡。”

    父亲的吃惊又超过那妇女：“什么？你家里房间不是还多吗？你怎么能在这里睡？”

    妇女怔怔地望父亲：“你不要俺？”一句未完，眼里已含泪：“你不喜欢俺？”

    父亲的表情像做梦，张口结舌。

    常发凑近父亲耳畔低声说：“这里的风俗，贵客来了乡亲们要荐出使他们骄傲的女人陪客……”

    “乱弹琴！”父亲涨红脸叫起来，“胡闹！”

    那妇女溜下炕跑了。她哭了。

    40年后父亲到甘肃任职，他的秘书曾告我，西北某些农村确有这种习俗。据说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，这种习俗才逐渐改变过来。

    常发悄悄瞄着妇女跑开的身影，喉结滚动着响一声，便继续铺他的被。然而，父亲对心族摇动的常发吩咐一声：“你就挨着我睡吧。”

    警卫员们互相传递眼色，悄悄笑。常发脸色不好看，勉强照父亲的吩咐铺了被。

    常发一进被窝就睡着了。他入睡太快，父亲反而生疑，难于一下子入睡。果然，常发被心里那团火烧得坚持不久，屋里静下不到半个钟点，他便悄悄地悄悄地钻出被窝，贼一样朝炕下溜。

    可是，他的手腕被父亲抓住了。父亲拉他一下，他僵僵地没有动。俩人就那么僵持两三分钟。

    常发在抖，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衬衣。也许他不是冷，而是体内的火在烧灼。

   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松了手。常发就在炕上对父亲行个下跪的礼，便声息全无地闪出屋。

    于是，黑暗中传出另外三名警卫员的吃吃窃笑。陈发海悄悄说：“副政委叫他入乡随俗了。”

    我的父亲在暗中摇头：“这里觉悟高，风俗不好。”

    话音一落，笑声又大了二分。

    起床时，常发已经是在自己被窝里。从脸相上可以猜到他一夜未睡。换了一个老汉照顾父亲他们早饭，那妇女没有露面。直到父亲上马要走，妇女才从厢房里冲出来，跑到常发的马旁，抱着他的腿。她哭得发红的两眼仰望马背上的常发，把一个什么物件塞给他，便哭着跑回房里。

    出村时，父亲问常发：“她哭什么？”

    “她丈夫牺牲了，她让我留下。”常发将一个物件递给父亲。那是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。

    父亲勒马，认真望着常发，“你可以留下，参加地方工作。”

    常发垂下头，低低一声：“我跟你走。”

    父亲眼圈一红，打马出村。他的身后，传夹陈发海的声音：“常发，介绍介绍经验么，为什么女人一沾你身就会着迷？”

    “滚蛋。”常发放马跟上我的父亲。

    可是，父亲结束在党校一分部的学习时，常发忽然提出要走。

    “我在北方是条龙，我去南方还不如一条虫。”常发小声说。他知道我的父亲被中央分配到南方，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行动。南下支队司令员是著名红军将领王震。

    “唉，也好。”父亲叹息着说，“你可以参加地方政权工作，就留在陕北……”

    “不，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。”

    “她不是还在等你吗？”父亲撩开常发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带上的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问。

    “好马不吃回头草。”这个混蛋汉子竟然这样比喻。他又沉重地皱了眉说：“我不会种地，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。”

    “你呀，我看仗打完了你怎么办？”父亲替常发写了证明材料和介绍信。

    常发去了。父亲怅然若失，接连几天闷闷不乐。那时，警卫员陈发海早去河东将病愈的我母亲接到了延安。在延安半年多，她体内巳经孕育了我，说话有了母亲般的温柔：“千人千性，多为常发想想你就径松了。”

    父亲摇头叹气：“我是想常发讲的话。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条虫呢……”

    父亲优虑的不只是对南方情况不熟，工作不像在北方那么得心应手，他还担心蚊子。他也怪，不怕子弹泊蚊子。子弹在他臂上穿个眼，他一星期便伤愈出院。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，他狼狈得皮烂肉溃高烧不止，在医院住两个月很难出院。从此谈“蚊”色变。直到几十年后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落难的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，他拒绝去江西省任职，选择了大西北的甘肃，——就因为伯蚊子。

    住在父亲隔壁窑洞的是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同志。他与父亲同名不同姓，他妻子写给他的信被人错送到父亲手中，引起父母一场误会。杜星垣出主意说：“这种事找别人不行，只有找彭真。他是你们晋察冀的老首长，现任中组部部长，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。”

    父亲壮起胆子去找彭真。正在枣园开会的彭真发现我的父亲在窗外徘徊，便走出门。

    “大个子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    父亲立正敬礼，赧颜说：“有点事。组织上决定我随南下支队行动，可是……我刚从前线到延安，刚学习半年，我想再多学习学习。”

    “学习机会以后还会有么。”

    “我一直在北方工作，对南方情况不熟。”

    “干起来慢慢就会熟。”

    “可是，彭真同志，您了解我，我并不是怕艰苦，不是怕危险，我本来就是从前线来的……”我的父亲绕山绕水，终于下个决心讲实话：“我，我实在怕蚊子。”

“什么？”这位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中组部部长睁大眼睛，“怕蚊子！”他嘴角浮起一层浅笑。“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是中央研究决定的。你怕蚊子，这理由能说出口吗？”

    父亲难为情地垂下头：“蚊子咬一口我就得烂倒，南方蚊子那么多……这是不必要的牺牲。”

    “你还有别的原因吗？比如你现在身体怎么样？”

    “挺好的……”父亲望一眼彭真，脑子忽然转过弯，忙说：“不过，医生说我有亚急性盲肠炎，劝我动手术。我没动，保守疗法，吃药呢……这理由，行吗？”

    “嗯，该割还是要割了去。打起仗发作了，没有条件割，会要命呢。”彭真想了想说，“你先去吧，等候通知。”

    父亲住院割盲肠，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干部名单正式公布，上边没了父亲的名字。

 8月底，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出发，我已经能在母亲的肚子里动弹。日本人宣布投降，却只降国民党不降共产党，过同浦路还要打。机枪子弹在头上一叫，队伍立刻大乱。韩光的老婆骑一头骡子，听见枪响便打立桩，父亲冲过去帮忙牵，黄永胜早在一边骂起来。“这算什么队伍？我带他妈两个旅也不带这鸡巴一个团。”父亲说：“建东北根据地，你带两个旅不行，带这一个团准能建起来。”

    黄永胜蠕动嘴巴吮牙，想一想，点点头。同父亲并马走着闲聊。“大个子，你到赤峰去？”父亲说：“没错。”黄永胜说：“那是热河，不算东北。”张秀山在前边扭回头来：“热河也是东北。”黄永胜用压倒对方的声气说。“热河不是东北！东三省才是东北！”张秀山无意争吵，岔开道：“那是块战略重地。”黄永胜望住我的父亲。“给你介绍个人，叫他当个支部书记。”张秀山又回头插话：“那里还没有党员呢，就想当支部书记？”黄永胜喊一声。“没人把你当哑巴！”张秀山便再不曾回头。

    黄永胜干什么都想占上风。见张秀山不再回头，便心满意足继续说：“大个子，那个地方要夺过来，给我弄个后方，我才好打仗。”父亲说：“开辟工作就那么几条：发动群众，建党、建政、建立武装。”黄永胜说：“就怕群众起不来。”父亲说：“能起来。政治宣传加经济利益，有翻身、有果实，群众就起来了。”黄永胜挥鞭横扫一大片：“我是说这里边的废物蛋不少。”父亲说；“其实能人也不少。”

    黄永胜的马鞭子已经落回来，两眼却蓦地睁大，朝着后边骂：“狗日的常发，是你吗？”

    父亲闻声吃一惊，急望时，那匹火炭般的蒙古马从队伍一侧飞驰而来，惊得一路人都住了脚望。马背上的汉子上穿棉军衣，下穿黑色抿档裤，头上的棉帽卷起帽耳，却又吊二郎当地不系，任凭它像乌鸦翅膀一样在风中乱扇。那汉子不是常发又是谁！

    “黄司令，”常发滚鞍下马，跑两步，向黄永胜敬礼，接着又向我的父亲敬礼：“副政委，让我追得好苦。”

    “你不是去宁夏了吗？”黄永胜问。

    “我是不愿去南方。听说副政委改去热河了，我就一路追下来。”

    “你怎么知道我去热河？”父亲问，“你是在宁夏啊。”

    “打听么，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。”

    不知为什么，父亲心里一热，两眼便酸酸地泛了湿。

    “常发不忘旧主。”黄永胜满意地说，“大个子，我给你的人错不了。你们自己热乎吧。”

    黄永胜走了。常发同陈发海几名警卫员招呼过，便同我的父亲并马而行。

    “部队放你走吗？”父亲望着常发汗水腾腾的面孔问。

    “一听到消息我就跑了，没跟他们招呼。”

    “乱弹琴。那不算逃兵吗？”

    “怎么去的怎么走，没拿他们一样东西，也没跑国民党那边去，我管他那么多呢。”

    “你呀，改不了的……毛病。”父亲不忍多责备。

    “副政委，热河我熟得很。你开辟工作缺不了我。”常发抹去胡子上凝结的水珠，脸上闪出诡秘的笑：“去了那儿，我就成入水的龙了。”

    “有什么说道吗？”

    常发朝父亲探过头去：“那里可是认酒不认人……”

父亲摇头：“又讲没原则的话！”

路经张家口，父亲去看望姚依林。姚依林谈到东北有苏联红军维持秩序，我们可以获得国际援助。

    姚侬林用格瓦斯招待客人，父亲喝着很好，给常发带回一瓶。常发只喝了一口，便咬定格瓦斯是难喝死。

父亲不曾料到，常发喝一口格瓦斯便导演出一幕流传至今的活剧……

 

    父亲到达赤峰市的第二天，便以中共赤峰市委书记兼20军分区政委的身份在群众大会上讲话。会后，红军城防司令部政委马尔丁诺夫少校说：“权政委，我们得谈一谈。”

    父亲与苏联人打交道，翻译是后来担任中央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谢文清。但马尔丁诺夫在哈尔滨生活过14年，能讲一口流利汉语，和他谈话便无须翻译。

    父亲只带了常发一名警卫员走进红军城防司令部。屋子里有张长条桌，父亲坐东，马尔丁诺夫坐西。门口守着两名苏联卫兵。父亲身后立着我的常发叔（打从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一家人便将常发叫了常发叔）。马尔丁诺夫身后没有兵，身边坐了一名漂亮的女兵，是他的秘书兼打字员。

    “权政委，你以后不能骂蒋介石。”马尔丁诺夫摆摆手势，严肃说。

    “为什么？”父亲问。

    “他是你们的总统。”

    “他不是我们的总统。我们只有毛主席。”

    “蒋介石是总统，我们和他定有条约。你们骂国民党行，骂蒋介石不行。”

    “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头儿！”

    “那你就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。”

    “这个头儿叫蒋介石我就说蒋介石。”

    “就不许你说蒋介石，只许你说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儿。”

常发叔在父亲身后叫一嗓子：“就要说！”叫完他还笑，似乎很开心这样的场面。

“赤峰这里是我们负责警卫，要听我们的！”

常发叔带着嗡嗡的鼻音说：“此是中国地，不许你放洋屁。”这句话在以后几十年，常使父亲一辈人作为饭后茶余的笑话。当时可不然，马尔丁诺夫勃然变色，大动肝火：“你再说？再说我逮捕你！”

    “此是中国地，不许你放洋屁。”常发叔的表情简直有些流气。父亲气得吼一声。“常发，你给我出去！”

    来不及了。马尔丁诺夫已经拍响桌子吼：“把他给我关起来！”

    常发叔怕黄永胜，怕肖营长，却不伯马尔丁诺夫。也在桌子上拍出吓人的一声：“你敢！”

    父亲不曾反应过来，门口那名身高马大的苏联卫兵已经扑过来。常发本是迎上去，在交手的刹那却又一闪，出手如电，右手揪胸，左手扭腰，“嘿”的一声，借卫兵扑过来的势头，竟将那近二百斤重的苏联红军举起来，顺势扔出。那穿了军大衣又挎了冲锋枪的庞大身躯便飞过长条桌，直撞向墙壁才落下来。

    另一名扑过来的苏联卫兵一怔，便生出怯意。可是马尔丁诺夫身边那个漂亮的女兵叫喊起来，大概是骂胆小鬼吧？苏联卫兵便红了脸重新扑过来。却不交手，要动冲锋枪。常发又一声吼，拳头一晃，脚早飞出去，那卫兵立刻抱着档弯下腰去。常发不打他，一手抓脖领，一手提腰，嘿一声，没举起来，勉强拎到桌子上，便顺势一推：“去你妈的！”这位苏联红军便从桌上滚到那边桌下。

    马尔丁诺夫惊呆了，他的女秘书惊呆了，我的父亲也怔怔地不知所措。

    “别过界。”常发叔敲敲长条桌，喘口气又说，“你们就在那边谈，我们就在这边谈。”

    马尔丁诺夫一个劲打量常发叔，忘了还要谈判什么。

    父亲又急又恼，瞪一眼常发，抱歉说。“马尔丁诺夫同志，很对不起。这件事下去我会严肃处理。”

    两名苏联卫兵先后爬起来，想动枪，被马尔丁诺夫和女秘书喝止住。

    “他是你的卫兵？”马尔丁诺夫问。

    “是我的警卫员。”

    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    “常发。”父亲想缓和气氛，开玩笑说：“就是经常发牌气的常发。”

    “经常发脾气？”马尔丁诺夫蠕动嘴唇，重新打量一遍常发，忽然竖起大拇指。"Оченъ хорощо！”

    这句俄语是“很好”的意思。

    发生这件事后，马尔丁诺夫反而热情多了，特别是那个女秘书，眼睛在常发身上瞟啊瞟，瞟得父亲心里起了莫名的不安。马尔丁诺夫吩咐备酒，留住父亲不让走，女秘书便去留常发，好像常发说话也能算数似的。

    父亲终于走到酒桌旁，常发一步不离坐他左边。父亲小声说：“听说苏联人喝酒像喝凉水？”常发说：“那就好办，凉水比酒难喝。”

    苏联人喝酒的气势果然吓人，抬上来两筐啤酒。那柳条筐一筐怕不装个四五十瓶？卫戍司令是名大尉，身高马大，脸颊刮得泛青，见了酒一个劲地吸气搓手，真比见了女人还亲。马尔丁诺夫个子虽然不高，却健壮结实。他要深沉得多，不时抽动一下圆鼻头，朝大尉和他的女秘书递眼色，父亲便疑心是要灌他。女秘书往他杯子里倒酒，他捂住杯口说。“不行不行，我喝不惯啤酒。给我喝格瓦斯吧。”

    苏联人一定要让父亲喝酒，便说出一串理由：“当兵的还不敢喝酒？”“男人哪有不会喝酒的？”“是朋友就该喝酒。”

    常发的大手从下巴上搓过，起身接过酒瓶说：“你们不明白，我们政委喝啤酒没劲，喝格瓦斯才来劲，喝格瓦斯醉得快，脑袋晕晕的身体飘飘的才舒服。”

    苏联人都愣住了。父亲也不明白常发搞什么名堂。

    “格瓦斯？”女秘书拿起一瓶格瓦斯，“你说是它？”

    “对，就是格瓦斯，这东西酒劲才大。”

    苏联人哄堂大笑。

    “这不是酒。”马尔丁诺夫揉揉他的圆鼻头。“你喝过吗？这不是酒。”

    “是酒。”常发认真坚持，“醉人，后劲大。”

    苏联人竟真疑惑了，开一瓶格瓦斯轮换着每人对瓶喝一口，咂咂嘴，又用俄语叽咕一阵，便又是一阵大笑。

    “你说这是酒？”马尔丁诺夫认真了。

    “是酒。”常发一口咬定，“比啤酒劲大。”

    “那么……”马尔丁诺夫觉得事情蹊跷，超出常理，便又犹豫。但是大尉和女秘书递给他一个肯定的眼色。他便终于肯定常发是山沟里钻出来的土八路，这次要吃亏出洋相了。“好吧，我喝酒劲大的格瓦斯，你喝没劲的啤酒，一杯对一杯怎么样？”

    “那样你就亏了。格瓦斯劲大，我不占你便宜，我们比瓶子，一瓶对一瓶。”常发将啤酒瓶与格瓦斯瓶放桌上比较，啤酒瓶比格瓦斯瓶高一寸，粗一圈。

    事情太出常理，苏联人又是一阵嘀咕。我的父亲心里也嘀咕，在下面扯扯常发衣襟。常发给父亲一个眼色，父亲便将信将疑松开手。

    “好，我们赌I”马尔丁诺夫下了决心，“先醉倒的怎么办？”

    “我们穷，我输了跪下给你磕三个响头。你们富，你输了给我们十挺机关枪。”

    苏联人又一阵嘀咕，又一阵大笑。

    “说定了。”马尔丁诺夫与常发击掌，顺势又握住摇一摇。大概是欺侮这样的憨厚人有些于心不安，也许是觉得这样憨得冒傻的汉子很好笑又很可爱。便举起格瓦斯瓶子咕咕地喝起来，一边用眼睛顺了瓶子望常发，样子有点像吃奶的孩子边吮吸边看周围的动静和新鲜世界。

    常发偏侧了头瞄一眼马尔丁诺夫，缓缓将瓶口接到嘴上。刚一贴唇，瓶里便咕嘟冒个大气泡，接着喉咙里便是更响亮的咕咚一声，真跟饮驴一般。酒瓶里咕嘟咕嘟冒气泡，喉陇里便咕咚咕咚响吞咽声。马尔了诺夫将空格瓦斯瓶子放下时，常发也同时放下了空啤酒瓶。

    “Хорощо！”马尔丁诺夫挤眉弄眼朝常发竖拇指。

    “你好样的！”常发也朝马尔丁诺夫竖拇指。

    马尔丁诺夫用起子开格瓦斯瓶盖。常发却是用牙咬开啤酒瓶盖，那砰评的开盖声时时让人误解他的牙崩了，他却一直咬下去，转眼喝了七瓶。于是，场上出现了奇怪的景象：常发脱掉皮大衣，棉军衣也敞开怀，露出紫铜色的半张脯子。他面孔红润，大放光彩，仿佛刚来了兴。瓶子咬得格外有力：砰！接着噗一声将瓶盖吹到桌上。马尔丁诺夫只喝到第六瓶，他不再是等着看洋相的神情，本来红润的脸竟越喝越苍自，锐气已经全无，动作巳经有了勉强。

    朔风在窗外呼号，电线杆子在风中凄惨地呻吟，这气氛似无形压力，马尔丁诺夫每咽一口格瓦斯，脖梗上都要绽一层鸡皮疙瘩。赤峰市在酷寒中战栗，马尔丁诺夫也在格瓦斯中受罪。

    常发又喝干一瓶，马尔丁诺夫还没喝干他的第六瓶。常发不看他，起身走向屋角，背身岔腿，哗的一声，一道水泚向痰盂，水龙头跑水一般。那泡尿撒了足有一分钟。尿声响亮。尿得人心惊胆颤，尿得人肃然起敬。回到酒席桌上，砰一响又咬下一个啤酒瓶盖。

    马尔丁诺夫朝大尉司令和他的女秘书苦笑，勉强开了第七瓶格瓦斯。他的胃大概够痛苦了。

    常发尿出三泡尿，身边摆出14个空酒瓶。马尔丁诺夫只尿出一泡尿，尿过之后连打三个哆嗦。他把喝掉一半的第十瓶格瓦斯推开，起身说：“这东西……我不是醉，”他连打几个呃，把涌到嘴里的格瓦斯吐地上，“胃受不了。”

    “有人醉了伤头，有人醉了伤胃。当兵的，男人，朋友，没醉我们接着喝。”常发露出虎牙突起的一排白森森利齿，砰，又咬开一个啤酒瓶。

    “我醉了。”马尔丁诺夫吐一口格瓦斯，“我给你十挺机关枪。”

    “那你呢？你是赌格瓦斯还是赌啤酒？”常发这条汉子，他居然又向大尉司令发起挑战！

    大尉本是边看热闹边和我的父亲慢吃慢饮，闻声一怔，盯住常发，继而将目光掠过女秘书的脸，那张刮得泛青的面孔便充足血，抓过一瓶啤酒，也砰的一响咬开：“你喝什么我喝什么。”

    “你输了还得给我十挺机关枪。”

    “我等你跪下给我磕三个头。”

    那一番豪赌真是惊心动魄。常发吐出的酒瓶盖在桌上堆得像扣翻了盒子的围棋子。当大尉踉踉跄跄朝痰孟走过去，没走到便张大嘴巴喷吐起来时，常发也是通体大汗，靠在椅子上喷酒气：“再给，给我十挺机、机关枪！”

    日本人的军火库全被苏联人接收走，20挺机关枪还是输得起。第二天上午，一辆苏军卡车便将20挺机枪送到了20军分区的大院里。

于是，常发在赤峰市名声大震，都知道他喝酒比苏联人喝水还喝得多。

我的母亲到了赤峰便生下我。我的父亲说：“这孩子延安有的，赤峰生的，就叫他延赤吧。”从此我就叫权延赤。

    常发跟苏联人赌一夜酒，摇晃着身子随父亲回市政府。刚到赤峰，父亲临时住在市政府东侧一问窗门向西的小屋里，母亲就是在这个小屋生下我。就在那一夜，这小屋失了火。风助火势，转眼便封死门窗。惊起来的人们只会望着大火笼罩的房子叫喊，失了任何主意。

    蓦地里，雷似的一声吼，常发分开众人，炮弹一般射入火中，据说他进火的刹那，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火光陡涨，流星火球漫天飞洒。说是因为他全身浸透了酒精，遇火便燃爆了。这自然是目击者的夸张渲染，与当时的心情也有关。事实是常发挥臂挡开一根掉落下来的燃烧的椽子，冲进屋，冲上炕，一手抱了刚出世的我，一手拖了我的母亲，破窗而出，跃出大火弥漫的小屋。

常发救了我的命。据说他当时亲我，朝我的嘴里吹了一口浓郁的酒气，害得我天生嗜酒，至今难戒。仗了他这口酒气，我可以一次喝12瓶北京啤酒，却绝喝不下两瓶白开水。多次笔会上我都试过。我的朋友们可以作证。

 

    国民党军队向赤峰市步步逼近，最近的一支部队距赤峰市只有18里路。黄永胜一筹莫展。

    父亲已经三天没吃饭，只喝过一碗牛奶。他整天找马尔丁诺夫办交涉。

    “撤出去，撤出去，请你们撤出去！”马尔丁诺夫半是央求，半是命令，“如果距赤峰一百里路，你们能顶住国民党，我叫你们撤不对。可你们不打，他们进到18里，出城就是，整日价来办交涉，交涉接收赤峰。你叫我怎么办？”

    父亲皱着眉说：“很好办么，就说早交给中国了。我们不是中国吗了？”

    “你给上级发电报！”马尔丁诺夫招手一指；“要一百架飞机，三百门大炮，我就不让你撤。”

    “你知道我们没有。抗战八年也没有。”父亲声音不高，“我有20挺机枪，你们给的，机枪手还没有20个。”

    “那你就撤走！我们执行命令，只能叫他们进来。”

    “那我们就开枪。”

    “那我就缴你们的械！”

    “好呀，苏联共产党缴中国共产党的械！”父亲涨红脸叫起来，“你们立场站到哪里去了？”

    马尔丁诺夫也通红了脸，挥舞拳头咆哮：“混蛋！这是斯大林的命令I斯大林！啊，你说我们立场站哪JL？难道斯大林还不如你们省委？”

    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。”父亲冷冷说，“我只能服从我们省委的决定。”

    “我们开雅尔塔会议是和你们中国的中央政府签定协议，不是和你们中国共产党！”

    “我们只好打巷战，死光了，我也算尽职尽责了。”

    马尔了诺夫望着父亲倔犟的脸，眼睛突然湿了。“你，你这是何苦呢？”

    “你也是执行命令，我也是执行命令，我们都别无选择。”

    “同志呀，”马尔丁诺夫动了感情，抱住我的父亲，用手拍打他的后背，声音很低：“要保存实力，不能打巷战呀。你们才有几个兵？你们不是常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吗？为什么一定要作这种无谓的牺牲？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看着你白白送死。”

    父亲望望窗外，说，“天亮了：没法撤了。我们各自再考虑考虑。”

    “好吧，都考虑考虑。”马尔丁诺夫疲倦地挥挥手。我的父亲便朝外走。那是日本式板屋，门是横着拉开。

    父亲一拉门，立刻怔住了。常发这家伙也太胆大，他居然和马尔丁诺夫的女秘书，那位19岁的漂亮迷人的苏联女兵抱在了一起！听见门响，常发慌张地推开女兵。那苏联女兵却满面红光，坐在一边笑！

    父亲低头，一言不发，大步穿屋而过。

    “政委，是她，她硬缠住我。”常发在院子里追上我的父亲解释。

    父亲不做声，走得很快。

    “喝酒咱们赢了他，这事儿也不能输给他们呀……”

    “混蛋！”父亲劈面抽常发一耳光，“流氓！我看你是找死！”

    常发每次挨了上级耳光，总要像听到命令一样挺身立正，却一个劲眨眼，不知自己错在哪里。他以为自己总还是为中国人争了光争了气。唉，他就是这么个水平！

    父亲气得不轻。什么形势？常发还在乱弹琴，但眼下还顾不上处理他……

    “备马去，你这个混蛋！”父亲少有地骂人，“跟我去找黄永胜，回来我再跟你算账。”

    “政委，你关起我吧。”

    “叫你备马！”

    “我不去，他会毙了我。”

    父亲刚要发作，忽然想起当年在晋察冀三分区，黄水胜对常发的约法两条：不许沾酒沾女人，沾了就要他的命。

    父亲几乎想笑，到底笑不出来，骂道：“你这个混蛋，现在什么形势了？我要去办正事！”

    “叫小陈他们去吧。我已经说好了，今天要把延赤送老乡家里去……”

    这是实话。我的父亲、母亲昨天已经找好老乡，答应给那老乡一车布匹和粮食，那老乡同意收下我这个未满月的婴儿。

    “你去吧，叫小陈立刻备马来。”父亲答应了。

    共产党的军队在赤峰周围有两个纵队。杨（得志）苏（振华）纵队在赤峰南30里左右，我的父亲已去看过驻地。黄（永胜）朱（涤新）文（年生）纵队在赤峰东偏北。父亲见到黄永胜，第一次同黄永胜当面吵起来。

    “国民党那么长驱直入，你为啥挡一也不挡？”

    “我拿蛋挡呀！”

     当初怎么讲？我搞根据地，你打仗……”

    “你的根据地在哪儿？”

    “我还建个屁的根据地。国民党来，你稍微挡一下也不至于如此长驱直入，没时间叫我怎么建？”

    肖克将军在一旁说：“这个黄永胜，你怎么搞的？你是永胜么，怎么就档不住？”

    黄水胜发作：“他妈的，仗要打个天时地利人和。天是大冬天，地没根据地，人是满地土匪，老百姓还不觉悟。我才有几个兵？我有什么办法！”

    父亲回到赤峰，军分区手头的三个连，哗变拉走一个连。余下两个连也成份复杂，只有半个连是自己带来的老八路，可以依靠。

    热河省委和军区负责人胡锡奎、段苏权赶来赤峰坐镇，准备两手：打好背包准备撤，全力说服苏联人。只要苏联人不动，国民党就不敢进赤峰。

    这一夜紧张。父亲在屋里办交涉，只听得外面人马嘈杂，汽车嘶鸣。苏联红军已开始撤离。

    “同志，我再说一遍。”马尔丁诺夫抱着我父亲双肩摇：“保存实力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们一撤，他们明天就会进。部队已经行动，你不要在这里耗了。”

    父亲也看出争取无望，做个失望的手势。马尔丁诺夫已经拉开门，稍稍一怔，随即放声大笑。

    我的父亲已经看清，常发又和那名苏联女秘书搞到一块了。心头窝的那把火立刻窜起三千丈，就要掏枪：“我毙了你狗日的！”

    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马尔丁诺夫竞按住父亲的手，笑着劝解，“我们不管这种事。你们也是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大家都够苦的了。他们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会儿高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

    父亲目瞪口呆。想到不仅他的瞥卫员，就是他的那位副市长住了几天红军医院，就同一名苏军女护士打得火热，难解难分要结婚呢。

    父亲沮丧地甩手而去。常发自然紧紧追上。

    “政委，”常发怯怯地叫，“是她缠我，真的，我没办法。”

    “放屁！你不干她能有办法？”

    “首长们都是有媳妇，有老婆。我们……可不许。”

    声音委屈幽怨。

    “苏联人搞中国姑娘可以，我为什么不能搞他们苏联姑娘？”

    啪！父亲抽了常发一耳光。经过战争的人脾气大，爱动手。直到五十年代末，我上中学那年还见过父亲抽一位局长的耳光。

    “你打吧。那姑娘还说要帮我们忙呢。”

    父亲根本没在意这句嘟哝，他匆匆赶回去研究对策，制定撤出方案。

    紧急会议正开着，一阵汽车马达声响过，马尔丁诺夫的翻译，一位入了苏联籍的中国人王清走进来。紧跟他身后的是那位漂亮的苏军女秘书，笑得一脸灿然。

    “你们今天先不用走了。”王清大声说。

    “我们哪一天也不走啊。”父亲呛一句，心早落下来。

    “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光抬枉？”王清说着凑近我的父亲，拇指朝西北方向活动，压低声：“跟那边通电话了，说了你们的意见和态度。那边说不撤了。”

    他指的那边是莫斯科。

    “你的警卫员立功了。”王清故弄玄虚眨眼努嘴，父亲便看到漂亮的女秘书又粘粘地贴上了他慓悍的警卫员。“那丫头有办法，部队都出城了，让她搅和得又开了回来。”

    这个结果父亲说什么也没想到。更没想到他的警卫员会难为情地说：“政委，我要跟那个苏联姑娘结婚。”

    “什么？”父亲睁着两眼发呆，回过神才问：“你了解她吗？她叫什么？”

    “不知道。我听不懂。她说了两次也没记住。”

    “名字都不知道就要结婚？”

    “人家帮了咱们大忙。”

    “是你要结还是她要结？”

    “她要结，我也同意。”

    “你听不懂话怎么知道她要结？”

    “这种事，比划还比划不清呀？……”

    父亲噗哧笑出声，是被常发那表情逗的。

   “这件事你别管了，我替你联系，由双方组织决定。”

    形势稳定后，父亲确实找过马尔丁诺夫谈这件事。

    “这种事我们不管哟。”马尔丁诺夫望望他的女秘书，说。“不过我们迟早要撤军，她还得回苏联。要结婚，你的常发就要跟着入苏联籍才行。”

    父亲告诉常发：“你们结婚可以，但你必须跟她回苏联，入苏联国籍。”

    常发说：“倒插门不干。让她跟我，入中国籍。”

    父亲说，“那不行。人家来是执行国际义务，执行完就必须回去。你么，我可以放你一条路。”

    “不干。”常发摇头，“我儿子当杂种可以，我不当。”

    不久，这位失望的19岁的女秘书，嫁给了秃顶的40多岁的红军医院院长。婚礼邀请我的父亲和常发参加。漂亮的女秘书在三军面前送给常发一个长得没够的亲吻，泪水湿了两个人的脸。那位40多岁的院长像父亲一样温柔地望着他们，最后分别亲了一下他们的额头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苏联男性，死伤惨重。